姚明計劃用三年的時間，促使CBA球員的合同變得類似于NBA那樣規范、公開，這項任務十分艱巨，并且會對CBA球員市場產生顯著的變革、深遠的作用。
CBA于7月10日向各俱樂部發送了名為《CBA公司關于執行標準版球員聘用合同（測試版）有關事宜的函》的文件，新浪記者賈磊在7月23日首先披露了該消息，文件中包含了三個合同的標準版本，具體為國內球員聘用合同普通版，國內球員聘用合同經紀版，以及外籍球員聘用合同。
這三個合同版本都標榜為“試用版”，由于諸多方面尚待完善，僅一個夏季難以全面完成修訂。CBA于6月7日在北京中奧馬哥孛羅酒店召集各隊負責人，召開會議征詢意見，眾多總經理在與球員商談合同時，已依照新版本的核心內容執行，但他們都在等待官方正式文本的發布。從收集反饋開始，到七月十二日前后收到，總共不過四十天，CBA找來兩位法律人士反復推敲每個字詞。
來年此刻，新的迭代版本將會出現，不過那并非終極形態，依照姚明的設計，終極目的在于為CBA制定薪資上限機制。目前各俱樂部手中的合約種類繁多，期限長短不一，CBA計劃在接下來三年內分步實現以下三項核心舉措，
第一，把所有合同簽成標準合同，所列工資都是稅前；
其次，每名運動員都必須配備代理，所有代理均需完成學習，向籃球管理機構登記，明確各自代理的運動員名單，以及簽訂的協議內容，這些信息都必須在公共平臺上公開，確保公開透明。
第三，最終設立工資帽制度。
CBA將持續強化管控措施，堅決禁止弄虛作假的合同，一旦接到舉報并核實情況，相關俱樂部將失去比賽資格。8月5日，CBA計劃在大連舉行會議，屆時將公布配套的規章制度。
若早幾年實施這項規定，李根每次轉會，原俱樂部就需支付轉會補償了。
CBA最新規定包含諸多核心要素，我著重關注了兩項最為重要的內容，分別是球員轉會所需的費用以及最高級別的薪水標準。
文件里，轉會費被稱作“培養費”，我認為這個叫法不太妥當。要是直接稱作“轉會費”，會讓人更容易理解。這項新規定，是對當前中國籃球體系的折中方案，既承認了青少年訓練體系的價值，又調節了各隊間的人才分配，姚明盡可能完成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中國球迷對NBA已相當熟悉，但CBA無法與NBA等同，更不會轉變為NBA的模式。這是我國體育制度所決定的，該制度融合了歷史積淀與現實市場狀況。
我反復強調過，中國體育存在一個核心問題，那就是體育與教育脫節，遼寧省和山東省的體育管理機構實力強大，卻輸送了眾多籃球專業人才，民間培養的人才卻流向了高等院校，他們無法獲得高水平的訓練機會，因此，CBA聯賽的一線選手主要來自兩個途徑，一個是體育系統遺留的人員（如遼寧、山東等），另一個是各俱樂部的青少年培養體系，包括青年一隊、二隊和三隊
必須從上至下消除體育與教育脫節的現象，姚明能施展的球迷網，僅是在當前國情下，盡可能提升人才利用價值，有變革，就必然伴隨得失，"轉會費"制度的推行，維護了俱樂部的權益，卻損害了非體制內球員的利益，但從CBA公司的角度審視，這是當前機制下保護俱樂部動力的最優策略。
非官方體系中的運動員，例如李根，官方體系中的運動員，例如郭艾倫。非官方體系中的運動員與NBA相似，合約期滿即成為不受約束的球員，官方體系中的運動員仍受體育管理部門的身份約束。這兩種類型的運動員，在薪酬方面存在顯著差異，再加上由俱樂部青訓培養的運動員，體育管理部門與俱樂部合作培養的運動員，通過選秀程序選拔的大學生運動員，以及來自中國臺灣和香港的運動員，他們的身份多種多樣。
新規定統一執行，要求在國內踢球滿十二年以下的本土球員轉會時必須繳納“培養成本”。如果這項規定提前幾年實施，李根從青島轉會至上海，再從上海轉去北京首鋼，最后又轉到新疆隊，每一站轉會都要支付“培養成本”。
因此，我認為培養補償本質上就是“轉會身價”。當前的規定，實際上源自歐洲足球的章程，但更為清晰直白，“轉會身價”非常明確，指的是新協議的年均收入。
另有一個核心概念叫作“最高報酬”。這種最高報酬，同NBA語境下的最高報酬，存在根本性的不同。
NBA的薪酬制度在整個聯盟內保持一致，無論球隊規模大小，所有俱樂部都遵循同一規范，這一規范的基礎是聯盟整體收益以及球員的職業生涯時長，例如，如果丁彥雨航以非雙向合同形式與小牛隊簽訂自由球員協議，他首年的報酬將被限定在稅前83.8464萬美元，這一具體金額有據可查，并且由于聯盟每年的總收入存在變化，若他是在去年達成簽約，相應的數字會是81萬美元一位在NBA征戰十年以上的運動員，其新簽協議的首個年度薪水下限為239.3887萬美元。談到頂尖球員的薪酬，一個擁有超過十年職業生涯的老將，在2018-19賽季的頂薪紀錄達到了3565.4150萬美元。而所謂“超級巨星級別”的最高薪水，平均年收入則超過了4000萬美元。
CBA的頂尖球員薪資水平依據各俱樂部自身情況確定，而非整個聯盟的統一規定，具體為俱樂部收入最高的三位球員的薪酬，其中第三位的薪水需比第四位高出五百萬人民幣以上。以某個俱樂部為例，若收入前三位的球員稅前工資分別是八百萬、六百萬和五百萬，那么第四位球員的收入上限為四百五十萬。假如那個球會中，按進賬排名第四的運動員平均年薪是四百五十萬，那么位列第三的那位，年薪肯定要超過五百萬。
譬如，另有一些俱樂部財力有限，前三位球員的收入分別是兩百萬、一百萬五和一百萬，那么第四位的薪酬必然低于五萬。CBA各隊實力參差不齊，部分俱樂部稅后最高薪只有八十萬，依照我國稅收政策，他們須繳納四成五的稅款，費用由俱樂部承擔，因此其頂薪僅為一百四十五萬。俱樂部當前每商議一項合約，都強調稅后金額，接著需要用0.55進行折算，再提交上去
頂尖報酬平衡了各隊球員的水平，某組織簽約的三名運動員薪水居首，倘若再引進一名明星，其年薪將位列前茅，原先排名第三的運動員位置隨之下滑至第四，他可以依據約定在合約有效期內謀求轉會。
若是換成一家底層隊伍，其頂尖三名球員的年薪下限或許僅有一百萬元，即便其他俱樂部愿意提供更高報酬，也無法與他們達成簽約協議。
新規實際上對實力出眾的隊伍產生了排擠作用，同時為實力較弱的隊伍提供了扶持。這樣的條款沒有區分球員的背景，不論其是否屬于特定體系，因此在我看來，這算是一次相當有魄力的改革。
這項規定明顯存在諸多不足，因此必須耗費三年時間來修訂。個人認為有三個關鍵方面亟待解決：首先是不同俱樂部頂尖球員薪酬的公平分配，其次是外籍球員薪資的管控，最后是獎勵機制的公開透明。
俱樂部財力懸殊，導致頂尖球員薪酬差距顯著，收入從千萬級別到百萬元級別不等，若能構建一個調節機制，適當縮小實際收入差距，對球員權益確有裨益，畢竟他們主要依靠年輕時的表現謀生，畢生生計系于這十年間。
我認為外援資金最難管理，他們給俱樂部帶來最重的負擔，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，外援的身價持續上漲。
據我所知，現在CBA20支球隊中，能夠進入八強的隊伍，其外援薪資支出都超過3000萬元，全隊每年的總開銷都達到1億元，這個數字可能還偏低。CBA實施新規定后，所有費用都必須在稅前公開透明，部分球隊的總投入已經高達3億元。難以想象，邦齊-威爾斯加盟CBA以及前一年，山西隊年預算僅580萬元，即便資金雄厚的新疆隊，在贏得總冠軍時，年開銷也才勉強超過1億元。
目前，CBA聯賽中的俱樂部普遍處于虧損狀態，山西汾酒近期更換投資主體，也是上市公司為了處理掉效益不佳的產業。盡管CBA每年向各俱樂部分配的款項提升了1800到2500萬元，但這樣的數額對于龐大的開支來說仍然遠遠不夠。
我反復強調過，CBA實施“四節四人次”外援規則，能讓聯賽回歸籃球陣型的基本法則，沒有哪個聯賽會擁有球員卻不讓他們自由使用，教練必須安排“名義首發”；使用單外援還能顯著減少球隊開支，提升外援的整體水平。
CBA在三年過渡階段，對外籍球員的約束相當嚴格，具體措施包括：下個賽季禁止簽訂固定年薪的合約，以七月十日作為分界點，初期允許簽訂五場到二十場保障的合同，之后在賽季過三分之二時轉為完全保障；此外，外籍球員的合同期限不得超過一年。這些規定旨在配合明年夏季新規則的制定，并為未來設定薪資上限奠定基礎。然而實際上，CBA企業為組織提供了支持，過去使用外援時，組織總是處于劣勢地位，新疆隊針對布拉奇投入了巨額資金，承受了諸多委屈。
體育聯賽的出資方，在合作洽談時，普遍期望削減整體開支，但在私下場合，又各自暗自策劃增加資金投入。倘若某個俱樂部故意壓低球員的基本工資，轉而用高額獎金進行彌補，那么所謂的俱樂部間轉會補償金制度就會形同虛設。因此，必須通過完善規則體系，為各方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，確保所有參與方在透明、公正、公開的原則下展開競爭。
姚明當前執掌的CBA聯賽正在推行一項改革，初期階段勢必會出現諸多混亂，緣于各支球隊現有的合約條款五花八門。聯賽制定了統一標準，凡是2018年屆滿的合約，無論簽訂于年初還是年末，都必須依照新規簽署更新版本；往后的合約期限則固定為每年8月1日始至7月31日止。
這個時段，比NBA協議的終止時間多出三十天，與外援的合同自然連接。三年之后，幾乎所有老協議都將接近尾聲，CBA選手今后只需上網，進入CBA官方平臺，就能檢索到任何隊伍、任何運動員、任何中介的所有協議。
到底是在NBA打過的巨星，姚明想做到的事，的確不一般。